美国亲子法上的基本原则，经历了“父亲利益或母亲利益”及“家庭安定”转变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为中心考量。这种理念的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立法上，联邦制定了亲子关系统一法作为各州确定亲子关系的标准。第二，在判例上，倾向于维护子女的权利，不论是否是婚生子女，都有知道自己双亲的权利，并且使父母履行经济上或者非经济上的义务。
美国同其它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非婚生子女急剧增加的社会现象。伴随着单身妈妈和未婚妈妈的增多，单亲家庭受到社会援助的比例也急剧增加。基于此现象，联邦和各州议会处于财政预算吃紧的考虑，迫于要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外加上出于保护“子女利益”强化社会抚养责任。各州的立法都倾向于强化确定亲子关系存续与否。
故而，在美国，不仅肯定了DNA亲子鉴定在证据学上的效力，而且更积极地将DNA亲子鉴定运用到DNA亲子争端上。联邦和州法在规则和实务上，都倾向于认为，为了“子女最佳利益”，DNA亲子鉴定结果是证实亲子关系最科学的证据。
美国在“联合国儿童权利条约”的基础上修订了《民法》和《民事诉讼法》，遵循了“子女最佳利益”的基本原则，将修订之前“婚生”的概念删除掉，取而代之以“亲子关系推定”的规定。换言之，不再以父母的婚姻关系作为推定父子或母子关系的唯一依据，而是积极运用DNA鉴定结论证明亲子关系。
此外，联邦社会保险法所进行失怙儿童资助计划（Aid to Familied with DependentChild）规定，为保护子女利益，特别规定接受社会资助的生母，必须提供可能是该子女生父的姓名。在该项计划下，美国每年有约二十万件亲子鉴定案件，藉以使生父承担抚养和资助的义务。事实上，若能通过鉴定结论找到子女的生父，不但能给予子女经济上的帮助，更能够给予子女精神及情感上的支持，与子女建立关系并积极参与其成长。
1976年美国法官会议与医学会议发表共同报告，指出在利用血液型检查结果作为认定亲子关系存否的依据时，应依据四项基准值：（1）低于
80%的盖然性，不得作为证据；（2）80%到90%的盖然性欠缺决定力；（3）90%到99%的盖然性为可能或极可能具有亲子关系；（4）99%以上的盖然性则可以确定有亲子关系。接下来以美国各州中有关亲子关系的推定，结合上述列举的具体基准值来检测科学证据在亲子关系事件中的法律评价。关于确定父子关系的判决程序，首先，州法规定起诉人是子女、生母、生父或受推定之父；法院应依据“子女最佳利益”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特别代理人。其次，确定亲子关系的管辖法院依据德拉瓦州法规为家事法院。在审理前的预审阶段应由当事人（子女、生母、被诉的父或男性）先进行血液或遗传基因的鉴定，并依此项鉴定结论判定父子关系。若该问题在审理前未解决，家事法院才能进行普通审理（被告也可以选择以陪审团方式审理）。
州法规根据联邦法规的规定，在亲子关系推定有争议时，或有必要确定亲子关系时，应积极采取血液型或遗传基因的检查作为证据方法，并具体规定推定亲子关系存在的基准值。受推定为血缘关系的父亲，则负有举证推翻亲子关系的责任。
从美国法院的见解来看，在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与否的案件中，若知悉生父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时，受诉法院应承认DNA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相反，若子女不愿意获悉生父，或知悉生父并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时，例如婚生亲子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具有亲子生活的事实与意愿，并且养父适当地履行了父母的责时，判例法可以运用衡平法理，承认“衡平法上的双亲”（equitable parent），拒绝采取科学证据解决纠纷，在法律上维持该婚生子女的地位，不得变更。该法理可以说是在确认亲子关系事件中，是排除血缘亲子关系的救济性、限制性的法理。亲子关系须建立在子女最佳利益的基础上，自然血缘固然是亲子关系的要素，但亲子生活的实质与承担作为父母的责任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美国除了积极采用DNA鉴定作为亲子关系事件的证据方法，也运用衡平法追求子女的福祉，对此我国应该加以借鉴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