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的样本DNA分型，是个体STR基因型的组合，用于与其他样本进行比对。在法医学检案中，这些其他的样本包括已知的对照样本，诸如受害者或嫌疑人的样本，均可与犯罪现场的样本相对比。在父权调查中，孩子的基因型应当与他（或她）的母亲基因型和被控父亲基因型进行对比。如果调查的样本和已知的DNA样本不相匹配，则这些样本可以被认为有另外的提供者表述两个DNA分型不相匹配的术语称为“排除”。
用DNA亲子鉴定证明无罪者的清白
除了找出真正的罪犯，法医DNA分型还扮演着保护无辜者的角色。近年来，DNA亲子鉴定成功解救无辜者的案例为公众所熟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审判系统的洞察力。例如，在伊利诺州首府的惩罚案中，入狱者通过DNA分型，被宣告无罪。
2004年5月，共有包括一些死刑犯在内的143名服刑人员被无罪释放，这要感谢现代法医DNA分型技术的威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DNA分型技术发展之前，由于目击证人的错误或推测的证据而使许多无辜者锒铛入狱。幸运的是，已被定罪的143人的物证一直保存在警察局的档案库中，从而在多年后能将它们用于DNA分型，结果成功排除了他们的犯罪嫌疑，确证他们是被冤枉的。
1992年，律师Barry Scheck和Peter Neufeld在纽约Benjamin N．Cardozo法学院发起了无辜者计划。这个公益法律事务所还收集了一些可以进行DNA分型的案件物证，帮助证明无辜者的清白。无辜者计划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由40多所法学院及其他组织组成的庞大网络，覆盖全美和澳大利亚。法学院的学生和教师仔细评估上千个希望进行DNA分型以证明无辜的申请。尽管经过认真的筛选，大部分DNA分型结果还是不能排除请求者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不过，一些真正无辜的人已被关在铁窗之内10年甚至更久的事实，促进了美国很多州和美国联邦立法拨款支持定罪后的DNA复验。定罪后DNA复验的增加将会真正影响犯罪审判系统的未来。
DNA分型有影响世界性事件的力量吗？1998年，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着手调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年轻的白宫见习生莱温斯基之间性关系的指控。总统克林顿公开对这项指控断然否认，当时也没有可以驳倒他的具体证据。
在调查过程中，一条属于莱温斯基的深蓝色套裙被送往FBI实验室检测。套裙编入证据目录为Q3243号，套裙上检出了精液斑。用7个单基因座RFLP探针快速检测了这个未知提供者的精斑。此后，1998年8月3日晚，总统克林顿的比对血样被送至实验室（见下面所列文献）。
与辛普森谋杀案件相似，常规RFLP技术被用来比对总统克林顿的血样和莱温斯基裙子上的精斑。当这些样本在FBI实验室中检测时（1998年8月初），STR分型方法已经通过了有效性验证，但在FBI实验室还没有常规应用。来自精斑（FBI样本Q3243—1）和总统克林顿血样（FBI样本K39）的高分子量DNA用限制性内切酶HaeⅢ消化。所有进行检测的7个RFLP基因座均获得匹配的结果。
匹配结果用以下方式报告：“基于7个基因座的分型结果，在一个合理的科学确定程度上，样本K39的个体（克林顿）是样本Q3243-1 DNA的提供者。”与白种人数据库比较获得的随机匹配概率为7.8万亿分之一。这个不容置疑的DNA证据，使总统克林顿为自己蒙上了一个污点。早期他发表的与莱温斯基小姐没有性关系的声明被质疑。DNA亲子鉴定及其他证明和证言导致了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12月19日被弹劾——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被弹劾的总统。这个精斑物证在证明莱温斯基小姐和克林顿总统间是否存在性关系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