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唯一的女儿悦悦会成为一名计生“黑户”。上户还需做亲子鉴定......
那是2008年，41岁的于军与悦悦的生父、一名吉林籍的程序员在网上相识并开始交往。她此前的感情经历并不顺利，因为丈夫出轨，她在31岁那年离婚并一直独居。怀孕后，只有24岁的男友拒绝继续这段感情并要求她打掉孩子。
于军接受分手但没有妥协。她是一名英语老师，父母则是驻外的高级翻译，这种家庭背景多少形成了她的选择基础：“我想要一个孩子，只是没有结婚而已，这到底怎么了？”
但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她违反了《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中的一项规定——“对非婚生育的，参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适当处理”。而第三十三条的主要内容是“对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夫妻，征收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以下简称社会抚育费），并可以给予其他的经济限制和行政处罚”。
某种意义上，只有一个孩子的于军“被超生”了。
这个名词对于军来说并不陌生，在辞职做英语家教之前，于军曾在一所公立学校当过15年教师。她清楚地记得，校长作报告时最后一句话永远是“注意计划生育问题”。因为担心被街道计生部门“做工作”，怀孕几个月后，于军就躲到了父母家里，“只要孩子生下来，还怕活不下去？”
但现实是，只有缴纳罚款，孩子才能上户口，而即使愿意缴纳罚款同样需要资格——街道计生科要求她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
事实上，在过去的4年里，为了寻找孩子的生父，于军几乎穷尽了所有办法。她在《工人日报》的中缝里登《寻人启事》，打中央电视台的法治热线，注册账号在新浪微博上求助。有时候，朋友看到实名出现在媒体上的她，也会指指点点，于军只是笑笑：“为了孩子，我在乎什么隐私？”
然而，当于军带着这些努力一次次跑到街道计生科、区计生委讨说法的时候，往往只能得到一个无奈的回答——“等政策”。在于军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段录音中，一名区计生委工作人员这样回复她：“您自己不找着男方，找我一百次也没有用……因为全区这么多人，解决了你那别人解不解决？您明白我说这意思吧？”
4年来，“黑户”的身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母女俩的生活。去年，光是因为感冒，悦悦就打了4次点滴，由于没有医保，每次的花费都上千元。同样是因为户口问题，于军不得不把女儿送到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200块，“还在继续涨”。几天前，一个朋友准备带孩子去丽江玩，给于军发来微信，问悦悦“要不要一起去”。于军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女儿没有户口本，不能坐飞机。
“孩子没有罪，大人的错，为什么要让孩子来承担？”如今，于军住在父亲单位分的老房子里，窗户上贴着“英语辅导”几个红字。每到周末，她的家教班都要从早8点开到晚8点，“争取多教几个补贴家用”。
她仍然为有朝一日能获得“被罚款”的机会而做着准备。
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悦悦的遭遇并非必然。在这一过程中，每个环节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都有机会拉这个女孩一把。
“我们在传统道德上也许不能接受，但不该因为一个道德评价剥夺妈妈的选择，这是选择权的问题，跟提倡不提倡没有关系。”在她看来，从一开始，于军就进入了政策陷阱。
“在地方，在‘一票否决制’的驱动下，落实计生工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落户作为条件，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连坐。”2012年年底，陆妙卿曾联合其他29名女律师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卫计委和全国妇联三部门，那一次他们要求取缔的行为是“以妈妈‘上环’作为宝宝上户的前置条件”。
事实上，早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就曾在一份关于户口整顿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对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并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外出生人口的父、母亲只需要持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在其户口所在地为孩子申报户口。
然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于军“计生与落户原来可以脱钩”。于军所在小区居委会主任也向记者证实，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夕，上面传达给她的精神仍然是“缴纳社会抚养费就能让孩子落户”。
最后一根压倒于军的稻草是那份“遥不可及的亲子鉴定”。
据她向记者提供的录音，街道计生科对于必须出示亲子鉴定的解释是，要根据男方的婚育状况来决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万一他原来有孩子呢？一下子可能就差好几十万了”。在黄溢智看来，这无疑是于军面临的又一政策阻碍，“因为你没法证明，所以就必须给你一个有罪推定。从管理的角度，这是典型的懒政”。
在她看来，为了提高执法效果，于军走过的每一个行政环节都在自动抬高门槛，而最终后果的承担者却是一个4岁的孩子，“最后你发现，让弱者陷入困境，却没人需要为之负责，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
